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恢复招生，课程建设渐成体系，曾邀请当时国内古籍整理研究领域最具造诣的专家学者担纲重要专业课程，其中就包括黄永年先生的“版本学”“太平广记研究”等。某生也晚，未及进入课堂，但有幸的是，黄先生除了来校讲课，也为我们专业实习的课程建设和运行付出了多年心血。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们的实习以古代遗迹遗物实地考察为主要形式，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西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站。在社会服务尚未发达的年代里，从考察安排到学术引导，乃至依托陕师大各方面资源解决实习队的食住行，黄先生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无微不至，这成为我们实习得以顺利进行、同学们在知识和方法上满载而归的强大保障。即使黄先生走后，周晓薇老师，贾二强老师及陕师大古籍所的老师们也始终是我们的坚强后盾；甚至不限于陕师大，碑林博物馆的王其祎老师一直为我们讲授碑林和金石学，也多次帮助我们安排兵马俑、汉阳陵等重要文博单位的学习考察，现在接力棒又传给了王庆卫老师。还有直至今天依然为我们提供帮助的，陕历博志愿者同学们。正因为有黄先生及众弟子、再传弟子的不懈支持，我们这些只会钻故纸堆的文博小白，在西安的考察学习一直是超级待遇，同学们得以自在徜徉于关中地区堪称浩瀚的遗迹遗址、金石文物之间，受到知识与学术的深度洗礼，受益良多。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实习课的“准常任”教师，我也成了经常有机会打扰黄先生的幸运儿。每次，黄先生都会拨冗为我们授课，有时在教室或会议室，后来随年事渐高，更多是在家里，师生们围坐在黄先生的书房，听黄先生谈古论今。
展开剩余87%作者与黄永年先生合影
黄先生的讲授不拘一格，核心则在于引导我们认识陕西的历史文化遗存，包括从历史地位、自然环境入手，思考和把握西安及周边的古代遗址和以文物、金石为代表的第一手资料，——有哪些？价值何在？特点如何？又何以如此？在历史长河当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再回到实物与文献记载的相互照应，以深化对古代历史及文献、学术的认知。课后的交流讨论更具有很强的发散性，往往广涉史学、文学、文献学、金石学诸领域。有时，我们还能有幸寓目黄先生的宝贝书，黄先生从收藏中精心挑选珍本善本，展示牌记、藏印、批注，讲述来历和收藏过程，知识鲜活而精微。对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听到黄先生版本学课程的后辈学子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深化版学术型版本学实习，说干货满满毫不为过。
这样的课程，我和学生一起听过六、七次，也与黄先生逐渐熟悉起来，在黄先生到北大参加学术活动时，也往往不揣谫陋请益于前，受教的机会因之变得更多。
黄永年先生是贯通文史的大师级学者，才华横溢，底蕴深厚，渊博、敏锐且风趣幽默，在学术界似有狷介之名，也看到过“孤傲”的考语，但我们这些刚刚入行的小菜鸟，却从未在先生身上感受到傲慢冷漠，“有傲骨而无傲气”，或许就是如此吧。在我们眼里，黄先生就是一位充满智慧、诲人不倦的长者。也可能黄先生与业师倪其心先生之间“黄老妖”“黑狗熊”调侃背后的惺惺相惜，让我们这些“小钻风”只觉亲切，平白少了几丝敬畏，多了几分放肆。
但黄先生谈学问时从不虚词敷衍，也不会以“还行”泛泛应付。至今记得早年习作得了黄先生“至少能看”的评价时，自己悄咪咪的小得意。二三十年过去，愧无所成，聊以自慰者，始终在自己喜欢的古代典籍中探秘，乐在其中，并在走向成熟的同时形成了些微属于自己的特色。回望这条并不起眼的学术道路，前辈的提携点拨就如同一座座路标，隐现其间。
让我印象最深的包括：校勘学史梳理中几乎人人必谈的“刘向校书叙录”，在黄先生处得到了“哪里能这么用”的敲打；文章因常常耽于繁琐考证、并在讨论中被连带出的各种问题带着走，受到了“学术写作须‘舍得’芟除枝节”的点拨，等等，真有醍醐灌顶之感。黄先生这些精到的观点、见解及其间思路、方法，我至今还常在课堂上向学生倒卖，有直接以“黄永年先生云云”标注出处搬上去的，更多的则潜移默化于教学科研之中。
“史料学”的理念与视角，是其中分量极重的一个部分。可以说，我的“史料学”启蒙就是在实习路上、黄先生的书房里开始的。因我们考察的下一站是敦煌，有一次，黄先生谈及了传世史料与出土新材料在研究中的价值特点，及以正史为代表的传世典籍在相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并举到了存于敦煌遗书的《常何墓碑》（以下简称《墓碑》）写本残卷及相关研究中的意见分歧。《墓碑》所呈现的常何个人经历，为玄武门之变补充了正史所不载的细节资料，可与多种记载相互对读、印证，凿实了“玄武门之变”作为有预谋“政变”的实际性质，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对这一事件的过程、相关人物的角色与作用，乃至当时政治格局、权力结构等诸方面的理解，大而言之，是对初唐政治史的整体把握。相关研究是黄先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兹不多述。
黄先生是以文献特质为切入点，跟我们谈论这个文献的。大略言之，存于“遗书”的《墓碑》是带有较强私人性的文献，其记述方式与其人在事件中的实际角色有关，也与“玄武门之变”后因政局变化，个人、家族“顺应现实”、趋利避害有关，每个字句背后，都可能存在复杂的思量。例如墓碑中“趋奉朝藩，参闻霸略” 为什么不能按照字面解读为常何此前已委身秦府并参闻该日政变机密，而应看作其后人撰述行状的粉饰或碑文作者李义府出于美化的模糊措辞；为什么“金刀子”之赐并不意味着常何已成秦王卧底、所率禁军亦非夺取玄武门的有效力量而充其量作“壁上观”；也讲到了两《唐书》的正史书写方式与话语权人的关联，如太子建成“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只是太宗朝史官的曲笔，是需要在大的历史框架之下破解的“春秋笔法”。
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直面文字背后“活”的、浸透人间烟火的“历史记载”，说振聋发聩并不夸张。在我看来，对相关史料的把握，与黄先生对墓志文献的敏感度及深厚的金石学造诣不可分，更有关看待历史与史料的眼光。“镂于金石”的碑志类文献因直接呈现其成文或上石时的面貌、未为后人所改易而成为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敦煌遗书中的《常何墓碑》虽已是写在纸上的抄本，但其记述性质与载于金石的碑志文献无别。在通常思维里，首先关注到的会是这些因文物性带来的独特价值，而这个案例提示的则是，碑志资料与正史之间的差异不仅在于载体材质，甚至不止是文本的时间性与原始性，更在于记述者表述角度、立场及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各自心态。志主与讲述者“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实为一把双刃剑，他们自身的现实立足点是不可或缺的解读维度。进而，如何勾连古籍与文物、客观看待存留于各种载体之文字记载，启示也在其中。
上世纪末刚刚进入文献研究领域之时，我对“史料学”这个名称或有耳闻，而“收集、审查、了解、运用史料的问题”却大体停留在“收集”，差不多就是个只会看字面的傻憨憨。而在此，我真切体会到每一部、甚至每一条史料都是具体的，都有其特定的来历与含义。史料学理念被种下、并由此萌发。细读了黄先生的文章，《唐史史料学》也成了案头书；学会了“拐着弯儿”读书，去追寻“了解之同情”；总记着“古人也是人”，他们若大若小的各种心思，不仅隐存于历史记述，也参与到对自己的表达当中，即如诗文有作者，书籍有编纂主体，整理工作也有运作者与操作者，文学与文献学的文献典籍，并不例外。
我成了一个跟古书“较劲”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热衷于辨伪破伪，掀开序跋文字的“皮里阳秋”、捕捉文本当中的“不正常”细节，揭示古籍华丽表象之下并不那么光鲜的实际，“信言不美”似成信条——自诩梁山泊黑旋风，两把大斧排头砍去，“杀书”杀得其乐无穷。如《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锦绣万花谷》《类说》等个案研究，都是从信息错乱入手去探索表面整饬的文本背后的材料来源、编纂方式、实际性质与价值特点，从而实现最大限度提取有效信息而不为表象所蔽。而教学上，则将 “宋诗文献研究”旧课改造成“宋诗史料学”，不止介绍如何查找关于宋人宋诗的资料，更强调从古籍特质的审视与把握出发，分析其材料价值。以学生经常会问到的“当宋诗考证中遇到不同类型文献存在异说，是否‘本集’的收录更可取信”为例，强调对著述性质及与之相关联的价值规律作出把握不可或缺，但只是考察维度之一，未可一概而论；本集亦需细考何时何人所编、与作者何种关系、资料从何而来、又以怎样的宗旨纂成，以及流传过程中的传写刊刻、校勘整理、有无增益及可能的增益来源，涉编纂时间、编纂主体、材料来源、处理原则、流传过程及可能存在的变异诸方面，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分析其与家乘地志、诗话笔记或其他总集别集的收录之间的关联形式，作出具体分析考证，这种分析既要依据记载，更离不开从文本背后发掘的潜在信号。基于自身研究心得的“类书研究”课程，也同样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为基本思路，并尝试由现象、思路推及方法，希望给予学生更多的启发。强调破解文本假象，通过审视、考辨、甄别最大限度地获取深层、准确的信息以服务于研究，既可助避免以之用于校勘、考证时的误区，也可为书籍史、知识史、思想史研究提供更准确、更切实的材料。而其源头，即是史料学的眼光。
古文献的史料学的审视，离不开版本目录校勘的文献学基本方法，但其审视角度却不在传统文献学的常规视野之中。而这一视角，也将史源学、文献批评学的方法带入到古书文本生成、演变、阅读、使用的探讨中，揭示各种古籍如何进入古人、今人的知识获取与再生产，在帮助我们切实把握相关文献的同时，也直接连通了书另一片广阔天地。
这也回到本文所标称的“文史津梁”。设置于历史学科的“历史文献学”与中文学科、或独立设置的“古典文献学”之异同，常让学生们感觉困惑。或许可以说，其实就像一片叶子的两面，有着同一个“实体”而角度与侧重又存在微妙差异。不仅是研究对象侧重史籍抑或经、子、集部文献，服务于历史研究或文学、思想文化及文献学的学术史，从治学传统看，或许还有与史学密切相关的“史”的意识，包括动态认识曾经的存在和把握文字记载，也包括在“史”的背景下审视其文本生成。这可能是不同学科背景下，一个非常容易被“熟视无睹”的问题。在史学界，上世纪四十年代即有傅斯年先生“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名言，而文献学、文学的“史料学”受到关注却差不多晚了半个世纪。以傅璇琮先生作于1996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看，当时古典文学方面的相关成果仅有潘树广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与徐有富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两部通论性著述，而“把史料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则被看作“将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治学路数”“必将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增添新的内容，树立一种新的标格”（王兆鹏《词学史料学》卷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页。）。傅先生的预言已为近三十年的学术发展所印证，但即使今天，像我当年一样只看字面的学术小憨憨仍非罕见，且文学研究领域仍明显多于史学研究领域。几年前，南方一位筚路蓝缕爬梳文献的学者在其宋诗辑考受质疑时，甚至以“符合引用规范，为什么不能用？”为抗辩，足见前路尚远。因此，作为“史料学”理念的受益者，也非常希望史料学的眼光能更普遍地融入到“史学”以外一切用到史料的研究当中。
黄永年先生与学生们的合影
我是黄先生“门外生”中作为“孩子王”的一个，当然还有众多的“孩子们”。比如金石学方面，周晓薇、王其祎两位老师接收了我们看见有字的石头就走不动路的学生陈耕，悉心指导，帮助他在挚爱的领域开启了新的学术道路。还有更多的学生，带着汲取的知识，在各自工作中，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服务于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生发，不能不说是黄先生及其学术泽惠后学的一个部分。
当自己也霜雪满头，惭愧的是因勤奋不足而无所建树，可堪慰藉的是“文章未写半字空”，点点滴滴的探索和发现，似还经得起推敲。回首过往，何其有幸尚及亲炙学如渊海、纯粹磊落的学界前辈，业师倪其心先生、陈新先生与黄永年先生，是让我受益最多的三位，也是为人为学的榜样。
最后，致敬以学术为生命的前辈学者！也致敬诲人无私、提携后学的情怀与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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